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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伟在一边静静地注视着他，孙小平匆匆跑来，刚要开口报告，被宁伟用手势制止。

    钟跃民猛地抬起头来喝道：“什么事？快说！”宁伟注意到他的双眼通红，但没有眼泪。

    孙小平说：“报告队长，张参谋的伤势很危险，血怎么也止不住。我们的急救包都被用光了，担架队一时也上不来，再这么失血人恐怕就不行了。”

    钟跃民似乎从恍惚中猛醒，他跳下胸墙向张海洋跑过去。

    张海洋的伤本来不致命，但由于担架队上不来，他伤口的血一时止不住，一连5个急救包都被鲜血浸透了。由于失血过多，张海洋已经昏迷了，再拖下去就有生命危险。钟跃民急红了眼，他在报话机里对前指首长指名道姓地大骂担架队，并威胁说张海洋要是死了，他非枪毙了担架队的队长。骂归骂，担架队一时还是上不来，钟跃民一咬牙，不得不使出恶着儿。他命令战士们燃起一堆火，把匕首烧红，他拎起烧红的匕首向战士们作了个手势。战士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动手，钟跃民一瞪眼，眼睛里寒光四射，战士们的眼神慌乱起来，他们咬着牙扑过去，死死地按住张海洋。钟跃民一把撕开张海洋的绷带，将烧得通红的匕首按在伤口上，只见张海洋的肩膀上冒起一股青烟，空气里弥漫着人肉被烧焦的煳味儿，已经昏迷的张海洋发出一声惨叫，倒给疼醒了。他拼命挣扎着，却被战士们死死按住手脚，动弹不得。

    钟跃民扔掉匕首冷冷地说：“海洋，你忍着点儿，别像个娘们儿似的穷叫唤，血已经止住了，你可以活下来了。”

    张海洋疼得冷汗直流，他无力地骂道：“跃民，这种事也就是你才干得出来，你小子可真是心毒手狠……”

    袁军完全清醒以后才从护士的口中知道，这场边境战争才打了16天。这十几天以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迷状态。护士告诉他，他身上中了5块弹片，有两根肋骨被打断，幸亏没有伤到主要脏器，但当时的情况很危险，因为他失血过多，送到临时包扎所时已经快不行了，连血压都测不出来了，一连输了2400毫升血才脱离了危险。

    战争结束以后，孙勇等战友来医院看他，向他讲述了他负伤以后发生的事。那天袁军的坦克被击中后不到5秒钟，孙勇的炮也打响了，在不到200米的距离内击毁了那辆t34型坦克，由于距离太近，那辆t34被打得很惨，它先是燃烧起来，随后车内的炮弹被引爆了，在一连串的爆炸后，那辆坦克完全解体，变成了一堆碎铁。这场战斗刚刚结束，后继部队的坦克就冲进了d镇。

    袁军自嘲地说：“这场战争我只参加了一天就被淘汰出局了。”

    孙勇说：“连长，说实话，以前我还真小瞧了你。我早听别人说过，你是走后门儿参军的，我对后门儿兵还真有点儿成见，没想到上了战场，你打得还真猛。遭伏击时，要不是你带头冲上去，咱们非成了活靶子不可。没说的，我孙勇佩服你，在你手下当兵真痛快。”

    孙勇告诉他，团里已经给他报了一等功，马上就要批下来了。军人们都知道一等功的分量，即使是在战场上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也未必能获得一等功的荣誉。因为多数的一等功臣都是阵亡以后得到的追授，像袁军这样还活在世上的一等功臣不是很多。

    要是在以前，袁军听了这些话肯定会很得意，作为一个连长，能得到自己连队的战士的敬佩，这应该是件很荣耀的事，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不是每个当连长的军官都能使手下的士兵佩服，只有上了战场才能检验一个军官的综合素质。其实，早在孙勇来之前，军里一些首长来看袁军时，就已经向他透露了坦克团党委向军里给他报请一等功的事，而军里也把他的名字报到了军区政治部。据说整个a军的连级干部中，他是唯一的报一等功的人。但是今天，这些事对袁军已经不重要了，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从战争的血与火中走过来的他，对生命好像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把一切都看淡了。

    袁军只盼着伤能快一点好，等出了院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连队里阵亡弟兄们的家挨个看望一遍。第二件事是回北京探亲，因为周晓白已经在一年前调到北京的总部医院去工作了。袁军还想给钟跃民写封信，如果钟跃民方便，最好也能回京探亲。他很想念周晓白和钟跃民，至于郑桐倒用不着他操心。1977年第一次高考招生，郑桐和蒋碧云都毫不费力地考上了大学，现在都在北京上学呢。袁军不知道钟跃民这次是否参战，但他丝毫不为钟跃民担心，因为钟跃民那家伙鬼精鬼精的，当年打架就很少吃亏，除了脑袋上蹭破点儿皮外，他身上连个疤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袁军绝对相信，钟跃民即使上了战场，也照样会神气活现地回来，连根汗毛也伤不着。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出奇地幸运，同样的境遇，别人死了10次，钟跃民也死不了。

    钟跃民向营教导员请了假，他到医院陪了张海洋两天。张海洋被送到医院后，经过输血抢救已经没有危险了，但是人还很虚弱。他见了钟跃民很兴奋，第一句话就是可怜巴巴地问：“跃民，你能陪我几天？”

    钟跃民不客气地说：“这是什么话，是爷们儿说的话吗？可怜兮兮的，你又不是我老婆，怎么老惦着让我陪？”

    张海洋的自尊心大受伤害：“你他妈的不愿陪就滚，老子有那工夫还不如跟女护士套磁呢。”

    “哎，这话说得还像条汉子。我说呢，咱们张参谋总不能负了点儿伤就没有男人气概了，伤口不是在肩膀上吗，又不是把‘老二’被打掉了。”

    张海洋笑了：“你这孙子，嘴里就没好话。满囤怎么样，他怎么没来看我？”

    钟跃民沉默了，他不知该不该把吴满囤阵亡的消息告诉张海洋，本想等他的伤好一些再告诉他，可张海洋却主动提起，让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钟跃民削了个苹果送给张海洋：“哥们儿，先吃个苹果。”

    张海洋接过苹果咬了一口：“说呀，满囤呢？”

    钟跃民咽了一口唾沫，很困难地说：“海洋，我说了你不要难过，其实在你负伤的时候，满囤就牺牲了……”

    张海洋“噗”的一声吐出苹果放声大哭起来。钟跃民默默地看着他，用手巾帮他擦掉身上的苹果渣。

    张海洋哭得喘不过气来：“怎么搞的？那时候战斗已经快结束了……我看见他跳进堑壕了……你说，谁死也不该他死呀……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呀……这一大家子，以后怎么过呀……10年了，整整在一起10年了，就这么一下子，人就没了……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

    钟跃民吼了一声：“别哭啦，打仗能不死人吗，你不是也刚捡了一条命吗？我也一样，要不是童铁林吸引了敌人的火力，我也早躺在210高地上了。你他妈别哭了，哭得我……”他的话没说完，眼圈也红了。

    宁伟准备休探亲假回北京，这天是休息日，他向连长钟跃民请了假，他要上街看看，顺便给老母亲买点儿土特产。钟跃民当即批了他的假，通过这次突袭行动，钟跃民对宁伟赏识有加，怎么看怎么顺眼。宁伟在战场上的表现证明他是个优秀的军人，他的反应速度、心理素质、技战术水平都是一流的。钟跃民认为，要是他手下的几个排长都是宁伟这种水平的军官，那这个连队就太好带了。这次战后总结，宁伟被评为二等功，他是连队里唯一一个没有争议的二等功臣，全连的干部、战士都认为宁伟的二等功是货真价实的，钟跃民甚至认为评二等功都委屈了他。他为宁伟提干的事专门找了政治部，政治部的李主任已经向钟跃民透露，宁伟提干的任命马上就会下来。

    钟跃民觉得有必要先和宁伟透透风：“宁伟，我先给你透个信儿，你可别把我卖了，政治部的李主任说了，你的提干报告已经报上去了，估计没什么大问题，等你探家回来，差不多也该宣布了。”

    宁伟说：“谢谢连长，你放心，我会好好干的。我觉得这辈子只有当军人最适合我，要是离开部队，我还真不知道该干什么。”

    钟跃民说：“别谢我，我也是不图利不早起，提干命令下来后，你就给我带一排，我也好省点儿心，将来你接了我的位子，我也好放心转业了。”

    宁伟不爱听了：“连长，你说这话我可真不爱听。俗话说，水大漫不过桥去，就算有一天我当了连长，那你没准儿都当了团长，我永远是你手下的兵。”

    宁伟的运气实在是很糟糕，当年钟跃民等人提干时根本没费什么事，那时的军官只能从老兵中选拔。谁知到了宁伟变成老兵的时候，提干的标准变了，原则上不再从士兵中选拔军官。要不是这次对参战部队有了特殊政策，宁伟就只有卷铺盖回家了，他总算等上了末班车。

    宁伟自己也发现，命运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往往一件小事就能使你的命运走向发生逆转。他常常奇怪自己不知得罪了哪位真神，命运总在关键时刻和他开个残酷的玩笑。要是早知道他今天上街的结果，打死他也不会请假，要是今天在营房里和战友们玩扑克，他这辈子也许还能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至少不会被撵出部队。

    那天宁伟背着挎包在大街上边走边看，他发现了一个卖红枣的摊位，便想给母亲买些红枣。他正在和摊贩讨价还价时，就听见一阵女人凄厉的哭喊声，宁伟警觉地站起来。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满脸是血，跌跌撞撞地跑着，一个身材魁梧、面相凶恶的男人拿着棍子追上来，满脸是血的女人被那男人一棍打倒，那男人继续凶狠地用棍子毒打女人，女人被打得在地上乱滚，连连发出惨叫……

    宁伟冲上去，一把抓住那男人的棍子低吼道：“住手！为什么打人？”

    那男人拽了几下棍子，棍子牢牢地被宁伟攥着，纹丝不动。男人气急败地挥起一拳，打中宁伟的鼻子。宁伟的鼻子流血了，他立刻大怒，飞起一脚踢在那男人的软肋上，男人惨叫一声，飞出3米多远，狠狠地摔在地上。

    宁伟扶起挨打的女人，那女人却突然一头撞向宁伟，嘴里大骂着：“当兵的，你凭什么打我男人？我挨打我乐意，你管什么闲事？我和你拼了……”

    宁伟没提防，被女人一头撞在腹部跌倒……

    宁伟这次的祸惹大了，那个打老婆的丈夫被他一脚踢断了3根肋骨，内脏也受了伤。这件事是牵扯到军民关系的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和军政治部都很头疼，因为那个挨惯了丈夫毒打的女人不依不饶，非要部队领导给个说法不可。钟跃民和营里的孙教导员这几天就像孙子，每天提着水果去医院看望伤员，任凭那女人没完没了地数落。他和孙教导员赔着笑脸，已经把好话说尽，却仍然得不到谅解。钟跃民没受过这种鸟气，他私下对孙教导员说：“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挨揍了，这娘们儿是欠揍，连我都想揍她。”

    孙教导员说：“行啦，钟连长，本来这事就够棘手的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从明天起，你就别跟我去医院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赔着笑脸和那女人说好话时，拳头都攥紧了，我真担心你控制不住。哼，宁伟可真是你带出来的好兵。”

    在经过一轮艰苦的谈判后，事情终于解决了，由地方政府斡旋，部队赔偿了一大笔钱，那女人还提出两个额外的条件：一是要把住房翻新一下，二是要部队给宁伟判刑。第一个条件倒好解决，让钟跃民带着一连的战士去盖房就是了。第二个条件就难办了，按理说，宁伟的行为是见义勇为，从法律角度看，即使是打老婆也是违法行为，宁伟作为一个军人，在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理应站出来制止，部队也应该提倡和鼓励这种行为，关键在于宁伟那一脚太厉害，竟把人踢成了重伤，这样就使问题复杂化了，要是仅凭这一点把宁伟判了刑，部队干部战士的工作就很难做了，今后谁还敢见义勇为？总不能要求军人们在制止不法侵害的时候，还要求对方出示结婚证吧。

    最后政治部的李主任亲自出马调解，双方都作了让步才把此事摆平。部队的承诺是将宁伟作复员处理。受害人一方表示可以勉强接受，不再追究了。

    宁伟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

    处理决定下来的那天，钟跃民拒绝由他来宣布，否则他也要求转业。一连的指导员吴满囤阵亡后，新的指导员还没有派来，指导员的工作一直由钟跃民兼任。孙教导员百般无奈，只好自己来一连向宁伟宣布处理决定。

    对宁伟的处理决定还没宣布完，一连的战士们就炸了窝。他们轰的一下全站了起来，把孙教导员吓了一跳。这些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脾气暴躁得很，威信稍差些的干部根本约束不了他们，孙教导员求救似的看着钟跃民，钟跃民只好吼了一嗓子，这才压住阵脚。

    在一连连部，宁伟双手抱头，沮丧地坐在桌子前，一声不吭。

    钟跃民和连里的几个排长站在一旁。

    孙教导员怒气冲冲地说：“宁伟，我知道你委屈，可你也不想想，就算你是见义勇为，你也得问清楚再管呀。这下可好，一脚把人家3根肋骨都踢断了，人家不依不饶的，政治部李主任亲自去做工作，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还是不干。你这个宁伟，怎么一点儿脑子都没有？一出手就这么狠，你那一脚能踢断一棵小树，能随随便便踢人吗？你这祸可闯大啦。”

    钟跃民话里有话地说：“那娘们儿就是挨揍挨惯了，不挨揍都不舒服，你非要去管闲事，这下管出麻烦了吧？”

    二排长说：“教导员，这事儿我也想不通，要是让我碰上了我也得管，那家伙拿棍子把人打得满地乱滚，简直就是行凶杀人，稍微有点儿正义感的人都会管的，谁知道人家是两口子呀？”

    孙教导员说：“行啦，二排长，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上级要是听咱的，不就没事了吗？问题是这件事咱们谁说了也不算，是政治部决定的。”

    宁伟突然伤心地哭了：“连长、教导员，我求求你们，替我向上级说说，别让我复员，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哪怕不提干，继续当兵我也愿意。”

    钟跃民不忍地说：“教导员，咱们一起去政治部找李主任求求情行不？宁伟是我们连最好的代理排长，各项军事技术都过硬，这次作战又立了二等功，提干的命令也快下来了，不能就这么把前程给毁了呀。”

    孙教导员神色黯然：“宁伟，我何尝不想留你，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甚至拿党籍、军籍担保，求政治部放你一马，我保证宁伟会吸取教训。可这没用，政治部的决定是不可能更改的，李主任还把我批了一顿。”

    钟跃民情绪激动地嚷道：“那就这么完啦？好好的一个兵，犯了这点儿事，就把人家轰出部队了？”

    二排长小声骂道：“这个李主任真他妈的……”

    孙教导员喝道：“住嘴！二排长，我看你嘴上也缺个把门儿的。”

    钟跃民难过地说：“宁伟，这件事怨我，我要是不批你假，就不会有这事了，我对不住你呀……”

    宁伟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神色平静地说：“连长，是我命不好，赶上这件倒霉事了，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复员就复员吧，我认命了，谢谢各位。”

    大家都不说话了，所有的人都表情复杂地望着宁伟。

    这年年底，宁伟等一大批老兵都复员了，随之又是一批新兵拥进军营。此时钟跃民也向上级递交了转业报告，谁知被上级驳回，还捎带着一顿批评，这使他很恼火。

    有一次，他去司令部大楼找张海洋，结果在楼道里碰见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和钟跃民很熟，他见到钟跃民很高兴，还热情地邀请钟跃民去他办公室坐坐。钟跃民一见李主任情绪不错，便以为有机可乘，于是旧调重弹：“李主任，我还想和您谈谈关于转业的问题。”

    李主任一听就收敛了笑容：“谁想转业？”

    “我想转业。”

    李主任火了：“胡闹，这会儿和我谈转业的事，亏你想得出来。当兵不是逛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转业不转业不是你说了算，是组织说了算，想在部队长期干的，组织未必让你干，不想干的，组织未必同意你走。钟跃民，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向你明确表态，想走？没门儿，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部队干吧。”

    李主任转身走了，钟跃民站在那里发愣。

    张海洋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得，捅了马蜂窝吧，这身军装就这么好脱？李主任的意思你明白吗？想走的，部队偏不让你走，等你不想走了，部队就该轰你走啦。”

    钟跃民在李主任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自然没好气：“你幸灾乐祸什么，你不是也要调到北京总部机关去吗？”

    张海洋说：“没戏了，自从去年我父亲去世以后，调北京总部的事就黄了，人一走茶就凉，以前答应帮忙的人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算了吧，我也不想调了，凑合着混吧。”

    钟跃民一听便兴奋起来：“不调了？那好，明年跟我一起打报告，咱俩一起转业，这回你得听我的，当初要不是你和满囤藏起了老子的裤衩，我何至于现在求爷爷告奶奶……”

    一提起吴满囤，两个人都沉默了。满囤阵亡后，钟跃民和张海洋费了不少周折，他们把满囤的大弟弟满仓弄到部队当兵，不过满仓可没有哥哥幸运，他只能当几年兵就复员，永远没有提干的可能。本来钟跃民打算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连队，也好照顾一下，但满仓只上过一年学，基本上是个文盲，要不是沾了烈士亲属可以破格入伍政策的光，他连兵都当不成。侦察分队对士兵的要求比较高，满仓实在不适合留在一连，于是被分到工兵营。钟跃民和张海洋还定期地给满囤的父母寄些钱和军装，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情绪归情绪，但工作是不能不干的，而且还要干好，钟跃民不会因为闹情绪就把连队的工作扔在一边不管。结果是他干得还不错，侦察营的3个连队里，一连的各项工作总是第一。上级认为，钟跃民带兵还是有一套的，虽然这个连长毛病很多。

    在上级主官的眼里，这家伙是个典型的另类人物，他很少对士兵进行传统教育，有时还嘲笑指导员的工作方法。如果战士们对上级领导有什么不满的话，钟跃民不但不制止，还会和战士们一起大发牢骚。1979年的战争结束后，钟跃民被前指首长指定授予二等功。谁知过了些日子，政治部听到有人反映，钟跃民竟把军功章给一个来队家属的孩子玩，那孩子玩着玩着居然把军功章给玩丢了。指导员当时就急了，要发动全连战士去找，钟跃民却轻飘飘地说：“丢就丢了，谁戴不是戴？‘**’那会儿的纪念章都是抢来抢去的，我就没少抢人家的纪念章。”

    指导员说：“这是纪念章吗？这是荣誉，而且是最高的荣誉。”

    钟跃民说：“扯淡，就是纪念章，你要喜欢，找着了你就留下，我送你了。”

    政治部李主任听到这些事的时候气得浑身哆嗦，把钟跃民叫到政治部大骂了一顿。钟跃民一脸无辜：“李主任，这好比我丢了钱包，结果警察没抓着小偷倒把我抓了，要我承担责任，这不是不讲理吗，我招谁惹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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