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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东西分裂的时间要远远短于南北的分裂，而且东西之间本属同源，只要消灭了北齐上层统治阶级内的一些顽固分子，中下层士民的统合就要顺利得多。
但是南北情况则恰好相反，南朝上层不乏审时度势、或者说见风使舵之人，但是中下层对于江东自治的执念则比较顽固，对于北朝势力有一种发乎本能的抵触，而数年前的侯景之乱又进一步的加重了这种妖魔化的认知与刻板印象。
李泰自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对于征服江东自然也有包括武力收服在内的一系列构想。不过他也并不把江东南陈政权当作什么敌对异国来看待，所思所想都是以最小伤亡代价来平定江东。
之前他扶植陈昌返回江东继统，也是在这种思路之下所采取的举措之一。他希望能够以陈昌为首的南陈政权来维系江东表面上的一个和平，并且大唐借助南陈朝廷而逐步渗透和增加对江东时局的影响力，尽量降低江东士民的抵触情绪。
这计划在进行初期还是比较顺利，大唐与南陈方方面面都在加强合作，彼此间的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也非常的通畅，相处的可谓是其乐融融。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模式的弊病还是显露出来了。大唐针对长江下游的江东地区的影响，一直都集中在其京畿建康地区，迟迟难以向其他区域辐射开来，尤其是江东核心的三吴地区，非但没有加深对大唐的认知与好感，反而还越发的抵触和抗拒。
这样的情况，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陈昌的无能所造成的，尤其他对陈蒨的一再纵容、或者说完全的无从控制。大唐与南陈朝廷的亲密同盟非但没有化解三吴士民的敌意，反而成为陈蒨在三吴地区兴风作浪、聚结势力的一个工具。
由于大唐还要保持与南陈朝廷的同盟，也难以越过南陈朝廷直接插手三吴事务，这就使得三吴之间的反唐风气越来越浓烈。双方之间这种同盟合作的关系非但已经无益于事，反而还成为了一种拖累。
所以之前当岭表的变乱影响到大唐在长江中游南岸的人事布置后，大唐仅仅只是借用了一个南陈求援的名义，将南川还给南陈作为交换，获得了在岭表桂州独立活动的空间。
不过除了跟南陈朝廷保持结盟互动之外，大唐暂时还找不动更好的介入江东时局的渠道。尤其是在北方战事告一段落、国事整体进入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后，直接大规模的用兵于江东条件暂时也还不成熟。
陈昌作为南陈的君主，尽管对于大唐是有着很深的依赖，但从其自身立场而言，对于大唐还是保持着必要的警惕与戒备，是不可能彻底的放弃底线，任由大唐的势力进入江东内部搅风搅雨。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直接发兵渡江的话，大唐一时间也是很难找到一个新的介入江东时局的方式渠道。而徐度这个坐镇江表重镇的南陈军头选择向大唐归义，无疑就提供了一个极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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