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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话是这么讲，可是吴国争王之事，咱们参与的太多，殿下又曾重伤庆忌，咱们越国欲谋吴国之心天下皆知，想推也推诿不了。庆忌必然衔恨在心，就算他不杀殿下，但是如果他以此为借口软禁了殿下，那也糟糕顶透。”

    “这个……我也想到了。”

    勾践皱了皱眉，又复展颜一笑：“但是吴军兵临城下，咱们不得不兵行险着啊。庆忌刚刚一统吴国，吴军气势正盛，如果吴国挟新胜之锐，悍然进攻我越国，说实话，我们彼此的力量实在相差太过悬殊，我越国怎堪一击？

    如今吴国上将荆林驻兵于武南，阿仇再仇两员庆忌心腹将领驻兵于醉李、御儿城，摆出的那架势，已有直取我越国之势了，我们还能怎么办？总不能吴军一到，便撤进深山大泽与他们周旋个三年五载吧？父王近年来身体不好，时常生病，怎么能禁得起那般困顿奔波。”

    勾践徐徐说：“我以太子之尊，亲赴吴国为使，他庆忌总要见上一见，听我说些甚么吧，这便争取了时间了，嗯……，我们如今已经到了笠泽，依时间掐算，皋如上将军此刻想来业已到了楚国，但愿他能说服楚国，若有楚国向吴国施压，庆忌再想动我越国就得好生掂量掂量了。”

    若成神色稍缓，说道：“皋如上将军楚国之行，应该不会让太子殿下失望。如今费无忌一手把持了楚国大权，朝野无人可矛抗衡。此人姓好渔色，又贪财物，皋如上将军投其所好，必能说动费无忌。再者说，庆忌已然夺下姑苏城，但是既不归还楚国财宝，又不释放楚国俘臣，其心叵测，楚国正要遣使质问，这个时候楚国也需要我越国的存在，以牵制吴国。”

    勾践点了点头：“不错，所以我们为他争取时间，冒险出使吴国还是值得的。

    他把轿帘掀开一角，向外张望了一阵，然后重又坐直，阖上眼睛，似笑非笑地道：“回车歇息一下吧，既来之，则安之，一切等到了姑苏见了庆忌再说。我心中已有一些计量，勾践并不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他庆忌就算是一头猛虎，如果硬想吞下我这口刺猬肉，也得扎得他遍体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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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的变法新政终于正式问世了。

    首先是官吏选拔制度。吴国淡化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卿制，逐步强化没有世袭爵位的士族为官。“士”的构成非常复杂，他们低于大夫，而高于庶人，按制度他们享有受教育的权力，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凭着学习到的技能，服务于君主和卿大夫，充当低级官吏，或以武艺韬略在军队中充当下阶军官；或行侠远游，求人赏识，以至为知已者死；或以文才谈辩论理，教授生徒，著书立说；或以技艺从事工商方术之事。但是在世卿制为基础的官僚体制下，他们永远没有获得显爵高位的可能，吴国的变法新政，从根源上给士这一阶层的入仕创造了条件，这一来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即将到来的战国时代，英雄辈出，诸如吴起、乐羊、商鞅、庞涓、孙膑、苏秦、张仪、乐毅、白起、范睢、蔡泽、廉颇、蔺相如、李牧、王翦、李斯等人，或为名臣，或为名将，或为名震一时的策士，而他们都出身于士族这一阶层。吴国率先破除旧习，把上卿地位向这一阶层开放，任人唯贤，使立功仕进、荐举仕进、献策仕进等新的选官制度逐步完备，相信不止于吴国士族，天下游学之士都会因之而流向吴国，以谋取个人前程。

    这一条政策本来严重损及固有利益的获得者，无论在哪个国家施行，都会遇到强大阻力，不过在吴国这股反抗力量极其有限，因为吴国上卿、上将军几乎都是刚刚从士这一阶层提拔起来的，他们占据了吴国统治力量的八成以上的席位。吴国王室、世卿贵族本来就比较单薄，公子光为夺王位杀掉了一批，又把其他世卿大多迁离封邑，统一约束在姑苏城中就近看守，进一步削弱的世卿的力量。他的儿子夫差为守姑苏再次杀掉了一批，等到庆忌登位，许多与公子光父子交往密切的世卿又靠边站了一批，所以阻碍力量微乎其微。

    其次是官吏任职制度，文武分职、政兵分开。暂时来讲，仍由相国统慑文武，但是在制度上，已经明确了相国为百官之长，元帅为百将之长，文武分途，军事和行政明确分工，只是元帅一职暂由孙武兼领罢了。

    “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这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因为文武分职，大臣的权力便会分散，一方封疆大吏，便不能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地方上的赋税军队、司法民役不能由他一把抓，便可以起到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大臣揽权造成的对君上大权的威胁，同时，也适应了当时政治和军事分工的需要，使文才武略各尽其能。这样，既能保证君主的统治，又可使文臣武将各自发挥专长。

    第三项，则与削弱世卿，重用士族、文武分权这几项政策改革相呼应配合。一是将吴国现在尚无封君，或在内战之中已经先后被公子光、夫差屠族灭亡的公卿们的封邑不再转封于其他公卿，而是收归国有，变为郡县，由采邑分封制渐渐向郡县制转变。同时军屯、招纳的游民开辟的新田、建筑的新城、开疆拓土获得的新的土地，今后一概设郡建县，由朝廷自士族中选拔贤明，派驻流官，由朝廷越过封君这一阶级直接统辖。

    二是对于吴国现有的封君世卿，仍保留他们的世卿继承权力，维持原有制度不变，可是因为文武已经分职，把职权细化到了不同官吏身上，于是他们在其封地内的统治权便大幅削弱，既不能管军，又不能管民，只是享有其采邑上的农业赋税征收权而已。

    第四项，则是民政。详细规定了民役、民赋、土地管理等诸多方面的政策。公开废除已明存实亡的井田制，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由大司徒主持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地主按田亩数纳税。重视开拓新田，奖励耕织，降低田税。

    第五项，则是商政。鼓励通商，但是对商人经商的种类，哪些可以经营、哪些不能贩卖以及行商、贩运、纳税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

    第六项，则是建立法典，明示与众。对官吏、士民、商人在各个方面的违法行为做出界定和治裁标准。

    第七项，则是军制改革。军制改革独成一个系统，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曾在鲁国效野召集残兵宣布过的话，“奖励军功，建立军功者，平民亦可封爵。”此外还有春秋两季农隙田猎习兵、冬季演武练兵的的军训制度；军纪、军法制度；军阶、军爵制度；兵符调兵制度；军赋、征兵制度；以及常备军制度等等。

    这其中大部分变法内容已经制定的非常详细，只有第五项制定法典，暂时还只是一堆待修订意见。作为一个过来人，庆忌是知道唯有以法治国才是当今天下走到了春秋末期，即将进入战国之始的最适合国家发展的根本之道的。后世的统治者们不管将其治国方略披上了哪种学说的外衣，在它的骨子里，法的作用都深入其骨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俚重法，使魏强大，商鞅变法，使秦强大，只要能将法坚持下去的，都会出现显著成效。秦国正是通过法治将国家的资源高度集中起来，正是通过奖励军功，以敌人的人头论赏，把秦军打造成一支虎狼之师，才得以在七雄角逐的险恶环境中脱颖而出。而东方六国恰恰相反，所谓的“仁义”不但没有让他们强大，反而成了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和包袱，以至于瞻前顾后，束手束脚，使国家积于贫弱。

    只不过秦国觊觎天下时，以耕战立国，以刑杀立威，这是马上打天下，合乎国家需要。但是，天下一统后，正是民心思定，盼望统治者能改善他们的民生，过上涣然一新的新生活的时候，秦国却不知变通，仍是骑在马上管天下，这才功败垂成。

    对历史指手画脚评头论足的，总是那些身在历史之外的人。因为已经既成事实的失败和成功，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去判断先人政策的得失利弊，然而无论他们得出怎样的结论，却都只能是一种假设而已，毕竟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庆忌很幸运，他是从局外走进局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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